越来越多的法律从业者发现：AI正以迅猛又隐蔽的方式，悄然冲击传统庭审规则与司法信任体系。
当事人渴望用AI在更短时间内提起诉讼，而法院却因为这些AI痕迹在核实文书时耗费海量精力——这形成了关于司法效率的一个悖论。
2025年10月底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二中院”）民庭劳动争议审判团队负责人陈樱收到了一份上诉材料。65岁的当事人随上诉状附了几份材料，其中不少内容的来源均标明是AI。
“4项材料中，有2项当事人明确在信封上写道，是基于某AI软件搜索结果所得。”法官陈樱说起这份上诉材料，内心有些复杂。
陈樱查看了上诉材料，发现这是一起重复诉讼案件。相关争议已经历一审、二审以及申诉，老人的诉求均没有得到支持。于是，老人再次提起诉讼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，老人在AI的辅助下，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。
“当事人很信任AI，想用AI的回答反驳前案的裁判理由。”陈樱分析。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，她安排了一次线下接待。
现场，老人多次以“根据AI所述”开篇，宣读AI拟定的上诉理由，态度坚定。
沟通中，陈樱发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“漏洞”：AI给出了比较具体的分析，但老人只截取了其中有利于其自身诉求的部分，而未采纳大部分与其诉求不符的分析。
当事人因为AI的法律解释不再信任法官的判决，这也并非个案——在一次长达1个多小时的庭审后电话答疑中，陈樱感觉当事人很有可能正在一边搜索AI内容，一边“对抗”她的解释：“或许我们未来不是在和当事人释法说理了，而是在和AI辩论。”
在她看来，AI生成的内容，与提问者提供的案情信息和提问方式有很大关联；当事人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提问，提供的信息不全面甚至有偏向性，因此AI给出的答案往往偏向提问方。
“更有甚者，当事人拿着虚构的AI案例问我，说这个案子是这么判的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判？”上海二中院民庭法官沈永妍说，这种情形下，释法工作从聚焦案件本身，转变成向当事人证明AI生成的案例是不存在的、错误的。
“但是现在的局面也在激励我写更好的文书，让我思考法官应该怎样说法，才能战胜AI的分析。”陈樱说这也是在人工智能带来法庭显著变化时，自己工作的新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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